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简称香港基本法
提请审议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公布日期1990年4月4日
施行日期1997年7月1日
法律类别基本法律
立法历程
  •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以各种形式于1989年2月21日起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征求意见截止后将《香港基本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委员长会议审议,送交相关专门委员会讨论。
  • 经专门委员会讨论,同意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法案修改情况向常委会会议汇报,并就审议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数次审议达成一致,决定送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经审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90年4月4日表决通过该法案。
  • 国家主席杨尚昆于1990年4月4日签署第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收录于维基文库的法律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现状:施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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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香港基本法》或《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文件,自1997年7月1日起,取代了殖民地时期《英皇制诰》及《皇室训令》的地位,确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组成办法、权力和责任及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的关系等。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经过2年谈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代表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主权归属问题。根据《声明》第三段第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基本法》确立香港为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保证主权移交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维持50年不变。中国大陆所施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将不会伸延到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会维持高度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包括第十三项:“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香港回归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五次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

起草过程

由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委员包括了香港人士和大陆人士。1985年成立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en],委员全为香港人,他们负责在香港征询公众对《基本法》草案的意见。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公布首份草案。1989年2月公布第二份草案,咨询工作则在10月结束。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如期通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正式颁布《香港基本法》。

一般内容(条文节选)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章 总则

第11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

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政治体制

第八章 本法的解释和修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本法的修改提案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修改议案,须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分之二多数、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同意后,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本法的修改议案在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前,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见。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

第九章 附则

基本法之实施

法律意思解释

主条目: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根据《基本法》第158条,《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但亦规定香港法院可就《基本法》中有关香港自治范围的事务解释《基本法》。香港法院对非香港自治范围的条款亦可解释,但如果香港法院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关系的条款作出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案件判决,终审法院则应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解释。在吴嘉玲案,终审法院将上述必须提请释法的条件归纳为“分类条件”(即牵涉的条款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关系)和“必要条件”(即法院审理案件时需要解释有关条款,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案件判决),法院只会在两个条件都被满足的情况下才会提请释法。不过,自从1999年居港权事件起,特区政府首次直接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此举因为绕过了终审法院,而引起了香港社会的争议;而且因为在香港沿用的普通法制度中,解释法律是法院独有的权力,此举被批评为特区政府以行政干预司法,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此外,终审法院于刘港榕案指出,由于《基本法》同时也是中国大陆全国性法律(此说法获上诉法庭马维騉案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权利是全面而无限制的,因此也有权在香港方面没有提出请求的情况下自行解释。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清楚指出,在解释基本法时,法院应该采取目的原则,在考虑条文的真实意思时,必须考虑其目的,以及条文所用文字的背景。法院应该避免字面、技术性、狭窄和一成不变的方式解释基本法。此外,在解释第三章跟权利有关的条款时,法院应该采取宽松的原则。

香港回归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五次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

  1. 1999年: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问题(香港政府请求)
  2. 2004年:香港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行释法)
  3. 2005年:香港行政长官呈辞后继任人任期问题(香港政府请求)
  4. 2011年:香港绝对外交豁免权问题(终审法院请求)
  5. 2016年:香港公职人员宣誓问题及监誓人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行释法)

争议问题

以下简述自《香港基本法》生效以来,引起大规模社会讨论的争议性问题:

2010年底,法律援助处委托香港资深大律师李志喜协助3个菲律宾家庭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指香港《入境条例》限制外佣申请居港权的条文违反基本法第24条,引起外佣居港权争议。
分清洋紫荆和紫荆花洋紫荆花紫荆花
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基本法尚未生效时,已有语文学者直指不应该把洋紫荆称为“紫荆”。基本法条文由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撰写,当年任秘书长的梁振英,被记者问到时,回应谓这两个名称某些情况下通用,草委未特别讨论用名。而为何不用香港人普遍使用的“洋紫荆”一名,梁振英仅谓如果用“洋紫荆”,也会被人问为何不用“紫荆”。不少中国大陆的植物学家,见到基本法将香港区旗区徽图案称为“紫荆”而深感困惑,询问香港的植物学家。因此香港室内植物学会名誉会长许霖庆,曾在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主编的《植物杂志》撰文解释,又指出香港早于1920年代已将此花称为“洋紫荆”,香港也是首先发现洋紫荆的地方,很多植物学书籍亦用“洋紫荆”此名。

部分释疑

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人士,包括大部分香港法律界人士及泛民主派,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违反《基本法》、侵犯香港司法独立、破坏“一国两制”精神。

香港政制改革一直停滞,由于香港将来可能会实现普选,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增加。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王振民,出席一个政改研讨会时指,行政长官普选的提名委员会和立法会功能界别,声称是为了保持香港精英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他指,提名和选举两个阶段的功能有区分,是平衡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相互补充,保护工商界利益。他又指,并非法律无禁止就可以做,所以除非修改基本法四十五条,否则部分人提出的两种提名,或三种提名,都不符合法治原则。

此外,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居留权争议一直持续。两个非永久性香港居民的中国公民在香港诞下的子女是否拥有居港权,以及外佣居港权等争议,使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增加。而居港权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或修改基本法问题上存在争议,并无根本的解决方法。基本法24条衍生出来的法律解释,进行一次性,修改基本法。在法律上,修改宪法是技术问题,不是弥天大罪,也是正常不过,而且很多国家亦有按实际需要,作出修改。反对者认为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会损害香港终审法院的权威。

中央修改香港本地法律争议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对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人文及法律学院助理教授贾廷思表示难以就“监督权力”评论。被问到有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提及白皮书所谓“监督权力”,他表示若要辩论此问题,对方或会辩解《基本法》第12条暗示了有关权力,但贾认为该条文绝对没有作此表述。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指,白皮书所谓“监督权力”之说没有明确法律基础,强调白皮书不能取代《基本法》成为宪法一部分,也不能作为解释《基本法》的文件。

2014年8月26日,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兼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在香港外国记者会演讲指出,法官要爱国是前设,英国与香港的法官宣誓都有效忠国家条文,这已经满足到“爱国”的要求。他又对香港的司法制度有绝对信心,现在未发现“法律下的管治”(rule of law)存在问题,英国的法官需要宣誓效忠英女皇及国家主权,香港特区的法官同样要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基本法,而最重要是法官能不偏不倚、维持独立的判断、免受行政机关影响。他说,司法独立并没有与“法律上的爱国”不一致,当中法官的“爱国”方式为致力于“法律下的管治”,该方式是不容撤销或削弱的。

而对于白皮书抛出的对自治层拥有指挥权的概念,明报不署名评论指若中央依法直接对港行使管治权,香港与其他中国城市并无分别,而在白皮书中出现中央人民政府“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权力”的提法,这个权力如何操作、由哪一个部门向特首发号施令未有明晰,评论认为体现高度自治的特首变成受令于中央,客观上特首的管治威信势必大打折扣。

高等法院原讼庭裁定争议

2019年11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作出一项判决,其中裁定《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部分条款不符合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19日就此发表谈话,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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